初初訂了這堂課時，純粹只是希望來參加學堂的少年們多了解不同的音樂型態與領域。後來，卓曉青老師在一個演出後的回程車裡，給了我一通電話，然後問我說：「我能不能藉由樂團的生活跟孩子們聊聊人啊？」我說：「當然可以。」後來她補了一句：「我當然也可以跟他們聊聊交響樂團的編制，但只會輕輕帶過，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這個題目讓我最想分享的是交響樂團中人們的互動。」

本堂講者│卓曉青
文圖記錄│潘亮霓、楊琰心、卓曉青
整理│玉溪有容編輯台

在交響樂團裡，我學會了如何與人相處。所以，「人」是在我面對少年學堂的孩子們時，最想跟他們分享的事。

我四歲不到就開始拉小提琴了。國小三年級立志進入交響樂團，二十一歲便順利進入了國家交響樂團，所以我的大半生都獻給了音樂，而音樂也教會了我許多人生的道理。

和許多台灣孩子一樣，最初我是被父母逼著學小提琴的，所以我也跟大多數小孩一樣曾經非常厭惡練琴時間，但有趣的是，那段一天六小時獨自練習的時間最後造就了我獨立的個性。

小時候，我曾夢想成為一名獨奏家，後來因為數度被交響樂團感動，喜歡上與夥伴一起努力的感覺，因此轉向立志要進入交響樂團。然而，成為交響樂團的一份子事實上並不比成為獨奏家來得輕鬆或容易。總之，我最終成為了其中的一員，而且就這樣走到了今天。人生中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的生活就是不斷的練習與大小音樂會的演出。

音樂會上，大家通常會看到這樣的畫面——樂手們奮力地拉琴、吹笛、敲擊，每個人都專注地看著自己的樂譜，只為重現作曲家的靈魂；居中的指揮看似毫無章法地揮舞著指揮棒，彷彿音樂家們並不在意他的存在，各個自顧自地演奏。這樣的畫面應該時常在很多觀眾的心裡盤旋著吧！

其實使樂曲得以合諧一致的箇中奧妙，我們這些專業音樂家是花了很多時間去琢磨出來的。我們看似各奏各的，但我們不是的。我們的餘光瞄著指揮，我們的雙耳聽著別人，我們的神經感受著所有樂音的平衡，我們很專注。或者應該說，我們知道不專注的結果，我們知道不傾聽的結局，我們知道我們在交響團的合奏中必須放下那個強大的自我，因為我們並非獨奏家。

我是國家交響樂團中第一小提琴手中的一員。小提琴的技巧很難、練習時間長，要求相當嚴格，這通常也會造就我們有種追求完美的個性。但在與人相處時，我慢慢理解了這樣的完美主義是需要某種妥協的，這是我在樂團的生涯中學到的重要之事。

每個音樂家一旦加入了樂團，除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之外，還有非常多人生與人際的功課得做。比如我們很難去計較誰付出的比較多，誰的練習時間比較久，誰要演奏的部分比較長，因為如果無時無刻都在算計或比較著，那我們的專注力便會在這樣的算計當中消磨掉，而當我們因為種種想法分心時，就非常容易出錯，而影響了樂團的練習與整體合諧。

在樂團裡，我學到的另一個珍貴功課是聆聽別人的聲音，這真是無比重要的事。老實說，初進樂團的前兩年，我只聽得到自己的琴聲，但後來我慢慢認清，在一個百餘人的樂團裡，個人不是重點，整體合諧才是要務。如果音樂家只在意自己的音準、拉琴的姿勢好不好看或是自己的情緒如何，整個樂團必定會亂成一團，所以時時專注傾聽是我所學到的重要態度。簡單說，「好好地聽」才是一個交響樂團團員最需要做的事，不管是每天的練習，或在璀璨的舞台上。

舞台，是我工作的地方。一場音樂會，事關重大。它事關所有團員、樂團聲望，也事關所有買票來聽音樂的觀眾。因此，個人情緒必須被放在一旁，而以整體演出的順利為主。但要先放下情緒是容易的事嗎？我想並不容易，然而當你成為一個專業工作者時，你就知道不讓情緒影響演出水準便是所謂的「專業表現」。

在少年學堂上有人問過我：「如果敬業代表必須壓抑所有情緒，會不會讓自己像個機器人？」我是這樣回答的：「曾經在一個平安夜的音樂晚會前夕，我接到醫院來電，他們無法再提供床位給已是植物人的爸爸。當時我心裡五味雜陳，頓時覺得世界是如此醜惡，竟然要在寒冬中趕走一個行動不便的老人…而接到這通電話的當下，我就要上台了。那次聖誕節音樂會上演奏《平安夜》時，我流下了眼淚，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台上展露出自己的情緒。」

後來，我慢慢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並不是在所有的時刻個人情緒是最重要的，凡事都應該有先後順序。在任何事發的當下，我學著靜下來想想，這個情況是否適合馬上發洩情緒，因此我並不認為我不發洩就代表壓抑，而是慢點處理而已。總結來說，「情緒管理」對演奏者是很重要的。

還有，「熱情」也是重要的。在結婚之前，我曾經非常嚮往到國外的交響樂團工作，因此曾經為了樂團面試，一個月內飛到德國三四次，面試完後又馬不停蹄地趕回台灣演出。樂團面試是非常殘酷的，三分鐘內定生死。在我一次又一次被拒絕之後，我依然不斷嘗試，記得自己曾因德國來回台灣機票而讓存款幾乎見底，為了旅費昂貴的面試，我睡過零下一度的車站，也曾在旅途中被騙了錢，但讓我在失敗中繼續堅持的只有一個念頭：「不要留下遺憾。」

做任何決定之前都要問自己：「怎麼做，我才不會遺憾？」然而往往不會遺憾的決定也是需要有所準備的。我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不斷地闖、不斷地去見識這個世界，在那同時我就學到要必須好好管理生命裡所有東西，金錢、健康、人際關係，這些都是需要管理的。如果這些東西一團糟，我們很難有追夢的條件。

在少年學堂的後半段課程中，我決定跟孩子們分享了一部紀錄片，它是關於三十年前一個名為「音樂社會運動(Social Action for Music)」的計畫是如何運用音樂改變許多委內瑞拉年輕人的生命，讓貧窮的孩子在音樂演奏中找回生命的價值。委內瑞拉是一個毒品與犯罪問題氾濫的國家，「音樂社會運動」計畫主事者認為弱勢的孩子最需要的不是金錢援助，而是歸屬感與希望，所以他相信給孩子們一把琴，就是給他們一個機會！

於是，這個計畫的主事者委內瑞拉經濟學家兼業餘音樂家何塞·安東尼奧·艾伯魯(José Antonio Abreu)將樂器交給貧窮的年輕人，就像將一把希望的鑰匙交付給他們一樣，由弱勢青年與孩子們組成的交響樂團成了他們大家的家庭。1975年計劃開始至今，他們已發展為102個青年交響樂團與55個少年樂團，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也培育出許多知名的音樂家。有趣的是，這些成功的音樂家最後都選擇以不同方式回饋家園，並沒有忘記回頭幫助自己國家的下一代。那我們呢？我這樣問了所有少年學堂的孩子們。

課堂的最後，我拿起了我的出差琴 (通常我上台用的樂器是很少帶出國家音樂廳的)。我沒有為孩子們演出西洋古典音樂，而是為他們演奏了我父親生前最喜歡的一首歌，這首歌我曾在他的病榻前拉過幾次，我想用這首歌做為結尾，與孩子們分享對我意義非凡的音樂，這首歌叫做「不了情」。那天，在心裡，我以此，送給了天上的父。

延伸閱讀1│

從委內瑞拉「音樂社會運動」走向國際舞台的指揮
古斯塔夫・杜達美(Gutavo Dudalmel)

古斯塔夫・杜達美目前任職於瑞典交響樂團總指揮、洛杉磯交響樂團音樂指導以及委內瑞拉Orquesta Sinfónica Simón Bolívar的藝術總監。受音樂家父親的影響，他自幼便投入委內瑞拉的音樂教育計劃「音樂社會運動」，學習小提琴。之後往指揮之路發展的他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成為了指揮界的一顆明星。成名後的Gustavo從未忘記過自己的國家，一有機會他就帶領當時培育他的委內瑞拉青少年管絃樂團四處巡迴演出。

延伸閱讀2│

司馬遼太郎在提到明治時期對日本音樂教育有絕對性影響的伊澤修二時說：「伊澤曾是日本工部省裡的建築專家，但卻在二十三歲時轉到文部省，並在第二年留學美國，到麻省就讀師範學校，後來還到哈佛去研讀理化。三年多後回到日本的伊澤，立刻讓東京師範學校的內容脫胎換骨，並努力地振興日本音樂，推手建立了現在的東京藝大。三十歲那年，伊澤還編了小學歌唱集，同時始終致力於邀請國外音樂家到日本交流彼此的專業...」

曾經也擔任過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帶給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很深的啓發，所以每當有人問到他關於音樂教育的問題時，他常會這麼說：「我們人的內心，同時具有童稚與成人的特質。藉由童心的部份，我們談戀愛、接觸藝術、創造科學技術與藝術，更進而闡述正義。正因如此，大人終其一生不應該讓自己心田裡至純的童稚枯萎，只要這個童心不死，心中的感性就不會衰退。而讓一個人始終保有童心的良策之一就存在音樂之中！」